嘉賓小傳

何永教授，博士，畢業于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師從著名城市生態學家王如松院士。1988-2019年就職于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簡稱“北規院”，下同），多次獲得全國優秀規劃設計獎、北京市科技進步獎；被評選為北京市愛國立功勞動競賽標兵、北京市先進工作者。在城市生態規劃、限建區規劃、低碳發展規劃、韌性城市規劃等領域，取得了多項創新性成果，對全國城市生態規劃專業的開拓和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2022年9月27日，在北規院對何永教授進行了訪談。本文以此次訪談為基礎，詳細介紹了她和她的團隊在生態規劃領域開展的工作探索和經驗，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和期許。

趙丹：您本科是在清華學的環境工程專業，剛入職北規院時，在市政所從事了大量與市政相關的規劃工作，后來轉向生態規劃研究。您能談談這個轉變過程嗎？

何永：

我是學水的，剛畢業到北規院市政所排水組，做的第一個項目是《高碑店污水處理廠出水合理利用研究》。當時高碑店污水處理廠正在籌建當中。那么，一百萬噸出水怎么用？這么寶貴的資源，加上北京又這么缺水。所以，我每天早上上班后就騎自行車到郊區的工廠去調研，一個個工廠去跑。工廠給我們看各種用水設備、與水質的要求，還提供許多水利資料，中午還在食堂請吃飯。一百六十多個工廠跑下來，對于我們這些剛畢業的學生，感觸非常深。因為了解到了第一手的資料，包括工廠到底怎么用出水，這些設備與生產之間是什么關系，特別是運行過程中與市政管線、污水之間調度的關系。這項研究是我獲得的第一個院優一等獎，得到了市政所老前輩的肯定。

后來，我任給水組組長，主持并參與了很多有關節水和水資源的規劃項目。特別是南水北調工程前期研究，包括北京的配套設施、水量的分配等，做了大量基礎工作。1996年，我們和市節水辦一起完成了第二版“北京城市節水2010年規劃研究”，獲得了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這項成果對城市水資源進行綜合研究，將城市供水、用水、排放等子系統籌起來，初步實現了從工程思維到系統性思維的轉變。但真正從生態系統的視角理解城市問題，還要從去澳大利亞留學說起。

我于1998年通過考試獲得北規院的公派出國資格，得到澳大利亞政府獎學金的資助，赴昆士蘭大學讀環境管理碩士，專業方向是可持續發展。我們有一門重要的課程是“problem solving”，這個課上老師批評我好幾次，說我總是陷入工程師思維，陷入細節。老師講面向問題解決和管理首先需要有“big picture”，也就是從問題的整體性、系統性入手，來考慮解決方案。我后來蹲在圖書館查了很多書，主要是看他們研究的思維邏輯，發現和我原來工程性的思維有很大差別。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強調“big picture”的重要性，在研究中首先需要有系統性的完整框架，然后來定位具體的研究問題。

王雅捷：您剛才談到的是從方法論層面，比較工程師思維和系統性思維的差別，是不是也就意味著生態規劃與一般的工程規劃相比，更重要的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何永：

是的。所以Odum1講“ecology is a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生態學基礎》），強調的就是生態是環境和生物之間的關系，它是個關系學，更強調這種系統性。此外，在做具體研究項目時候的思路和方法也有很大差別。

我們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布里斯班做了一個“Moreton Bay Study”項目。布里斯班中間有條河，叫布里斯班河，河的下游就是Moreton Bay。這個研究基于海灣是受納水體，而平原地區流入河流的水質，對于海灣的整體水質、生物多樣性等產生影響。對這個過程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包括病理學和毒理學、水質水量的研究等。

我回國之后就特別想在北京開展這個工作。直到2015年，趙丹結合水污染防治和海綿城市建設，用了類似的思想方法。但由于學科的割裂，我們的工作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深度?，F在科技部已經把環境污染領域的病理學和毒理學研究，提到未來十年國家重點學術發展方向里了。

王雅捷：您從澳大利亞回到北京，是什么契機讓您轉向了城市生態規劃的研究？

何永：

這還要從2005版北京總規編制說起。在工作的幾十年當中，能參與一版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是非常幸運的。我2001年回到院里工作，從澳大利亞帶回來160公斤的書籍資料都特別寶貴。2002年春節開始，由朱嘉廣院長（北規院原院長）牽頭籌建研究室，為總規修編做準備。調了五個人到研究室，趙峰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李偉為主任工，還有崔承印和劉欣。

在當時的社會發展大背景下，特別是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對城市生態規劃的探索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在澳大利亞時，有幸得到老師的資助，去悉尼奧運會2參觀學習，回來寫了很多相關文章。在《北京規劃建設》期刊的“從奧運走向未來”?？?，撰寫了“悉尼的綠色奧運”一文，介紹了悉尼如何在奧運場館的規劃、設計、管理中融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貫徹環境保護的思路和做法，為北京實施“綠色奧運”戰略提供了參考。

朱院長也提出，在這版總規編制中要有生態的內容。最初撰寫總規問題回顧時，我負責水的部分，徐彥峰負責動力部分。我們到基層收集了大量現狀問題，作為總規編制的基礎。但是，如何在戰略層面，搭建起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導向的規劃框架，還需要專業性的頂層設計。我在澳大利亞所學的內容與北京的規劃管理差別比較大，無法直接借用，亟需了解中國本地情況的生態專家加入。

我找到我的師姐苗鴻，當時她是中科院生態中心人事處處長。請她推薦城市生態的專家，以便在總規中加入生態學的思想和方法。她給我推薦了王如松老師，時任生態中心“城市與區域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我記得特別清楚，2002年我和趙峰主任第一面見王老師是在他的辦公室。我們說明來意之后，王老師特別支持，表示非常愿意參與北京總體規劃的修編工作，當即成立了一個包括十幾位碩士、博士及副研究員的工作小組，院里和這個工作小組開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

到2002年底，我們完成了北京總規前期研究中的“生態北京人口承載力分析研究”。這是北京第一次在城市人口規模的研究中，從生態視角進行系統性的量化分析。采用了13種方法計算北京的生態承載力，運用了大量的數學模型，包括無量綱化、指數的技術方法，小組中的胡聃老師還計算了生態足跡。這項成果報給市規委后，得到了委領導的高度贊賞，認為思維角度很創新，數據基礎很扎實，獲得了委里的科技進步獎。這項成果也為2005版北京總規提出1800萬到2000萬的人口規模提供了量化依據。

王雅捷：當時為什么要選擇人口承載力這個切入點？這個想法是如何提出的？

何永：

對北京人口發展規模的判斷是當時總規修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前提，也是爭論的焦點，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大家對這個工作也有很多困惑。2000年廣州編制了全國第一個空間發展戰略，其中已經出現了將生態本底和環境容量作為空間發展前置條件的思想3，而我們的人口承載力研究則在科學性和系統性方面都更進了一步。

2003年開始，按照市領導的要求，中規院、北規院和清華大學三家機構，背對背開展北京空間發展戰略的研究。清華大學由吳良鏞院士領銜，從區域視角提出功能疏解和城鎮空間布局的構想，其東、南、西、北四個國家公園的設想一直保留到現在；中規院提出了33個空間結構設想，其中包括在中心城以東設置副中心的方案；而北規院最大的亮點就是基于生態承載力的人口規模發展預測，其中最核心的生態控制要素包括水、綠色空間等，得到了市委主要領導的肯定。

此外，我們還在這次空間發展戰略中，開展了生態專項研究。當時全國的總體規劃都未做過完整的生態專題，既沒有專項規劃也沒有專題研究。王如松老師非常敏銳，提出來把紅、綠、藍、灰四個空間進行耦合，在此基礎之上，研究其生態關系，這就是王老師提出的共軛生態規劃思想。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他的思想方法、觀念，包括分析手段等仍不落后。

最終2005版北京總規修編成果包括四個分冊，第二分冊就是生態分冊，取名“綜合生態規劃”。作為當時全國的第一本，上報國務院得到了總理的高度肯定，認為這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規劃。這個重大創新是我們生態專業在前面幾十年的積累之上才得以形成。

之后，我們還編制了限建區規劃、山區和淺山區規劃、亦莊新城生態規劃等，可以說對于城市生態規劃這個專業的探索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全國也產生了很強的影響力。

2005年何永被評為北京市先進工作者

左起：崔承印、李偉、郭莉莉、邢克寧、何永、施衛良、郭睿、趙峰、龍瀛、谷一楨、劉欣

王雅捷：您后來又陸續開展了低碳規劃、韌性規劃、通風廊道等多種創新性很強的生態規劃工作，對于這類工作如何著手，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經驗嗎？

何永：

這種開創性的工作確實有一定難度，有幾點想法可以和大家交流。

一個是要不斷追蹤行業發展的前沿，了解國際最新動態。我最初的生態規劃思想啟蒙就是在澳大利亞留學期間形成的。2004年跟施衛良院長（北規院原院長）去首爾訪問，考察了清溪川的復原工程。當時清溪川正拆了一半，這樣我們就有難得的機會下到槽里，去看了它的工程情況。

2004年北規院部分領導職工赴首爾考察

前排左起：崔承?。ㄗ?）、何永（左2）、施衛良（左4）、路林（右1）

2006年我在法蘭克福參加中國、印度和德國三個國家的超大型城市規劃論壇，介紹了2005版北京總規。后來參加2016年基多聯合國人居Ⅲ大會，回來后即將《新城市議程》中的韌性、包容、治理等理念融入北京的規劃探索。這些年，我跟國外的學者一直在交流中，保持我們在學科的前沿位置，同時也與國際同行建立較好的聯系，與國際生態聯合會的主席、副主席等著名的大家也有學術交流。

2007年何永邀請德國建筑與規劃大師Albert Speer赴北規院講座

當然，這里面還要考慮到國內的發展階段，引進國外的發展經驗不能過于超前，一定要在國內的發展趨勢和要求已經出現苗頭的情況下進行，大概是快半步最合適。如果過于超前，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了，很難推廣落實下去。

再一個，生態規劃不是法定規劃，在城市規劃行業是非主流專業。這個時候一定要開門搞規劃，聯系社會上的生態學家，發揮各家所長，一起共同努力。如2005版北京總規里的生態規劃研究工作，由當時生態領域的首席專家王如松在復合生態系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中國環科院高吉喜完成了景觀安全格局研究，戎安老師提出了“冷橋”的概念，歐陽志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王凱在北京環保局也做了很多基礎工作。實際上，北京的生態規劃是采眾家之所長的過程，并不是閉門造車，這也是我多年的心得。

最后一個就是工作的開創拓展和人才培養要結合起來。比如，我們從2010年開始做低碳規劃的系列研究，一方面和市交通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宇恒等科研院所的專業團隊建立聯系；另一方面，從碳排放核算、碳匯、低碳交通、低碳產業、低碳建筑等專業專項角度，培養每個人獨立承擔一個領域的研究能力。通過五六年的工作積累，不僅填補了專業空白，而且把年輕同志們都培養起來了。

趙丹：現在正值城市規劃進入更加深刻復雜的階段，您作為一個資深的生態學家和規劃專家，對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期許和寄語？

何永：

城市規劃變得越來越包羅萬象，承擔了大眾的更多期許。對于規劃師，對于從業人員，需要解決的問題就變得非常尖銳和復雜，規劃師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壓力與挑戰。我參與人居Ⅲ大會中生態與韌性城市組工作，其實各個國家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大家都在尋求出路，尋求解決方法。

現在大家有個共識，就是城市規劃不再是簡簡單單的物理規劃的方案，而是一個綜合的決策過程，很多要用社會學的方法，包括公眾參與、決策手段、征求民意、征求專家意見。過去也有人攻擊城市規劃不是科學，不像醫學，現在我們要向兩頭延伸。我們要做科學性的研究，要做量化的分析，在宏觀復雜和量化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還要面向公眾，讓他們越來越多的參與規劃過程。

從生態學本身，現在為全世界生態學家所認同的是馬世駿先生和王如松先生提出的復合生態系統的思想，就是研究社會、經濟和自然之間的關系，我們也一直致力于把這幾位老先生未竟的事業傳下去。怎么樣把這個哲學邏輯放在城市規劃當中，特別是指導科學決策，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我們做生態規劃的理想。

1. Eugene Pleasants Odum，是著名的美國生態學家，他主要研究生態系統生態學，使生態學與經濟學結合起來，發展了人類生態學。他編寫的《生態學基礎》一書被世界各國學界所采用。

2. 2000年悉尼奧運會是公認的有史以來第一屆以綠色奧運為主題來開展各項建設和組織的奧運會。

3. 2000年廣州市組織了城市發展概念規劃，可以看作是空間發展戰略的開端，其中提出了將生態網架（山水體系）作為空間結構的基本構架，體現水環境和大氣環境容量的分布特點。（張兵.關于“概念規劃”方法的初步研究——以“廣州城市總體發展概念規劃”實踐為例[J].城市規劃,2001(03):53-57.）

采訪及撰稿：王雅捷、趙丹

作者單位：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